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云开体育，香港的高考(A-Level)有“中国文学”这科目。报考的同学在不及两年的备考期内须熟读中国文学史，以便应试文学科的其中一卷。

明代四大传闻

只好一年多的期间，却要了解先秦至现代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史，考生承受的压力实在不小。有些考生索性完全废弃“现代文学史”部分，只集结力量熟读古代文学史（应试时专挑古代文学的题目来作答），而现代的“鲁郭茅巴”之类就顾不上了。

古典文学中有不少课题是历史长河“千里淀”下来的，举例“建安风骨”、初唐“王杨卢骆”、宋代“济南二安”、元明“荆刘拜杀”、明代“四大奇书”、“六才子书”……，这些样子是较容易把合手的学习重点。

“荆刘拜杀”是明代四大传闻，即是“荆、刘、拜、杀”即《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

“四大传闻”之外，元代精粹的《琵琶记》在南戏之中很杰出，是以，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判定《琵琶记》《拜月亭》为“有名脚本”（页286）。

伸开剩余97%

不外，张隆溪陶冶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没完全莫得“四大传闻”的求教。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目次

从书中目次（上图）可见，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第十六章论明代，重点是“诗歌”，该章的各节照管的重点是：明初高启、吴中四子、前后七子、徐渭和李贽、公安派和竟陵派、陈子龙等晚明诗东说念主——完全不见“荆、刘、拜、杀”的陈迹。

咱们能从其他文学史籍中找到“四大传闻”的良友吗？对于“四大传闻”的照管，不错在文学史籍中哪个部分找到？

各式文学史籍对待“明传闻”的处理，响应了编写者对戏剧持什么作风？对“荆、刘、拜、杀”的先容，应该分拨在哪个朝代（哪一期）？如果我想了解南戏的泉源，我应该翻看文学史的哪个部分？

近东说念主宇文所安、王德威主编的文学史，又是若何处理periodization（分期）的、呈现了若何的史不雅、编纂理念？

张陶冶照管元代“南戏”

张隆溪陶冶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全书莫得片纸只字说起“明传闻”，但有几句话说起“元代的南戏”。

对于南戏，张陶冶在第十五章第四节说：

跟着元朝统领进一步向南拓展，元代戏剧饰演的中心亦渐渐从北向南滚动，元代戏剧亦插足了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伏击作品在质地与数目上均无法与前期比拟，但也产生了一些伏击的作品，如郑光祖（1260—1320）的《离魂倩女记》、秦简夫的《东堂老》，还有乔吉（?—1345）、宫天挺等东说念主的戏剧。……在南宋时期，戏剧饰演已有发展。在朔方，它在金代发展成为戏剧局势，之后发展成为元代‘杂剧’；在南边，宋代戏剧也进一步发展成为元代的‘南戏’。南戏的局势愈加生动，因为它既不像朔方杂剧那样局限于四折加楔子的局势，也不受限于每折仅安排一个主要扮装。元代晚期，南北交流进一步密切，透露出一批伏击的南戏作者，代表东说念主物是精粹（约 1305—约1370），他的《琵琶记》号称南戏典范，对自后影响极大。(中译本页447)

《戏文概论》

张陶冶这段话向读者交待了宋代戏剧演变成元代南戏的情况，又举了元代作品为实例：精粹的《琵琶记》。

精粹其东说念主是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进士，后任方位小官，至正十六年（1356）后隐退宁波，《琵琶记》粗略在这段隐退的元末岁月完成。

然则，元末南戏自后有何发展，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中不见下文。南戏在元一火后发展如何，读者完全找不到一丝信息。

《琵琶记》明万历二十五年汪光华玩虎轩刻本

南戏随元一火而绝迹？

《琵琶记》是元末的南戏，《琵琶记》之后南戏还存在吗？元朝消一火后，元代南戏也就随朝代一齐驱逐吗？

如果南戏莫得消一火，那么，史家按朝代的驱逐而决定文体(南戏)在史籍中隐匿，那就有重政事而轻文学的嫌疑。这是文学史编写东说念主应进展的问题：文学史的发展与朝代更迭是不同步的。为什么文学史籍写要“死守”政事史的断代？

明初四大传闻不见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是不是因为“明传闻”在历史上仅仅流传于“小圈子”？如果明传闻流传不广，同期作品、作者也未几，那么，不获史籍记录，似乎也不及为奇吧。

试验情况并非如斯。

《明代传闻全目》，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59年版。

傅惜华所编《明代传闻全目》著录明传闻剧目950 种。其中有作者姓名可考者618种，无名氏所作 332 种。（《明代传闻总目》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1959年版“中国戏曲研究院”的“证实”） 专研明传闻的郭英德陶冶说：“早在元末明初，南曲戏证书借其戏情清醒、言语质朴、音调顺耳的上风，在南边民间如故领有高大的不雅众，到明中期更在民间流被广远。 ”(郭英德《明清传闻戏曲文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页29)。到了明中叶，北地“尽效南声”(郭英德《明清传闻史》，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2012年版页47)。

郭英德《明清传闻史》，东说念主民文学出书社2012年版。

明代传闻和元代南戏有莫得分别？

明传闻的特征：结构上不再奉命一册四折的体例，长的不时达到几十出；声腔方面，以南曲为主(有昆山、弋阳、海盐、馀姚四高声腔)﹔文词更趋文雅（到了明中叶，更多文东说念主雅士从事明传闻的写稿)。

以上这些演变，使南戏陷落成为一种新的局势。

刘大杰、社科院、复旦、北大等文学史如何纪录？

咱们不错翻看其他文学史籍，望望有莫得载录“四大传闻”或者“明初传闻”。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十五章是“明代的戏曲”，首三节分别题为“南戏的泉源与局势”、“元末明初的传闻”、“传闻的古典化”。

刘大杰指出，到了明代，“传闻”成了南戏的专称（商务版，页933）；自嘉靖至明一火，剧坛为传闻所独占。刘大杰对四大传闻都有描绘，并判定《荆钗记》为明太祖之子朱权所作（从王国维）。

社科院文研所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第六编有“元末南戏”一章，编写东说念主觉得“南戏的局势在元末明初淘气定型下来”（第三册，页286）。重点评介《琵琶记》外，还指出：“和《拜月亭》同期流行的《白兔记》《荆钗记》《杀狗记》，被合称为‘四大传闻’，都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作品。”（第三册，页294）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

在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版于1996 年）中，莫得“明代传闻”的样子。但是，在该书的元代文学部分有整整一章“元朝的南戏”（第五编第三章）。“元朝的南戏”第三节说起“古戏四专家”，即是荆、刘、拜、杀（增订本第三版，页419）。

《中国文学史新著》因为将《拜月亭》归入“元代文学”，作念了一番辩解，撰稿者说：除《琵琶记》外，元代南戏较有名的还有《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经常被称为“古戏四专家”。

如王骥德《曲律》说：“古戏如《荆》《刘》《拜》《杀》等，传之二三百年，于今不废。”《南词叙录》把它们和《琵琶记》一比肩入 “宋元旧篇”。凌蒙初《谭曲杂札》也说：“曲始于胡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 故《荆》《刘》《拜》《杀》为四专家。” 可见明东说念主一般觉得此四剧齐为元代作品。

《中国文学史新著》

因此，《中国文学史新著》其实莫得薄情“荆、刘、拜、杀”，仅仅因应明东说念主说“荆、刘、拜、杀”是“古戏”，是以按其“古”而安排在元朝部分（页405以下）。明朝东说念主所说的“古”指前朝，这看法是不错通晓的。

《中国文学史新著》目次(局部)

“荆、刘、拜、杀”这四部戏本的创作时期横跨元末明初，脚本局势、声腔、结构都属“南戏”（南边戏曲），是元代北曲杂剧之外的另一大戏曲支系。

为了将“荆、刘、拜、杀”归入“元代文学”加以照管，复旦版文学史《新著》作念了“姑且”之事，书中有一小段证实：“明世德堂刊本《月亭记》（即《拜月亭记》）所写金朝大臣，无论忠奸，齐称蒙古为 “大朝”（见第四折），显为元东说念主声口，自出于元朝无疑。

而此戏一则受到关汉卿《拜月亭》的影响，再则其艺术建树远高于《小孙屠》等南戏，当已是元代后期之作。为便于行文，姑且将它与《荆钗记》等都放在《琵琶记》之后讲解。”

其实，上陈述法和作念法，不是无孔不钻的。

活命于明初的元百姓也可能称蒙古政权为“大朝”。因此，不宜以此称谓（“大朝”）来判定作品写成的年代势必是元。

同期，编写者也自曝其所据版块是“明世德堂”的《拜月亭记》。换句话说，所据之正本就曾由明东说念主经手，这么又岂肯矢口不移明世德堂所出全是“元代文学”？

北京大学袁行霈陶冶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栽培出书社1999年头版）第三册第七章“元代文学”第四节求教“四大南戏过火他”（页367页及以下）。

李俊勇疏证《南词叙录疏证》，江西栽培出书社2015年版。

为什么四大传闻被安排在明代？

——写定本的身分

元末明初，南戏从“院本／戏文”渐渐定型为“传闻”，“荆、刘、拜、杀”四部戏本被明东说念主整理、刊刻、广传，成为明代传闻的祖模。

明代中叶以后，传闻以昆曲为主，文东说念主化程度更高，但“荆、刘、拜、杀”仍被视为“四大南戏”，是南戏过渡到传闻的标记。

若论其期间与作者，《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应为元明间书会才东说念主所作，现有本多为明初刊本（举例《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收录部分）。

荆、刘、拜、杀与精粹《琵琶记》（元末瑞安东说念主作）并称“五大传闻／五大南戏”，但《琵琶记》文东说念主气味更重，常被单独论列。

综上，四大传闻是元朝南戏的径直家具，元末明初成形，明初刊传广行，故被后世称为“明初四大传闻”。它们是明清传闻戏曲的“母本”，对自后的昆曲、方位戏都有深入影响。

这里咱们不错细看一实例：《白兔记》。

《白兔记》明刻本

《白兔记》的古本题为《刘知远白兔记》，原本已佚。今存最早刻本为明成化年间刊印的《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其开场白中明确说是 “永嘉书会才东说念主” 编。全剧不分出，文辞古朴苟简，尚接近古本原貌（《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页423。）刘大杰看到富春堂刊本，揣摸此本成于晚明。

传闻写定或者刻定的期间，多在明代。后世的学者要研究南戏/传闻，常须依赖明刻本（笔墨版块），难以表面传播的宋元无名氏作品为据（举例：徐渭的《南词叙录》说，《王十一又荆钗记》有两个版块，一册是宋元间无名氏，另一是明初李景云作）。

因此，史家以刊刻本为据（“南戏／明传闻”的“完成体”）来照管明传闻，是有其梗直根由的，有时候是别无取舍。

年代学：宇文所安论“手抄—˃定本”

对于作品定本（刻定本）和文学研究、文学史籍写之间的关系，好意思国粹者Stephen Owen（宇文所安）本世纪初已有求教。

宇文所何在他照管唐诗与文学史要领的几篇英文论文与专书中集结照管“手手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与“定本”。

宇文所安撰有The Manuscript Legacy of the Tang: The Case of Literature一文，发表于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07年第2期）中，专门照管了“手手本文化”与“定本”的问题。这篇文章中译名为《唐代的手手本遗产：以文学为例》，由卞东波、许晓颖翻译，刊于《古典文件研究》第15辑（2012年7月）。

《宇文所安陶冶荣休系念论文集》

《唐代的手手本遗产：以文学为例》的中枢内容是唐代文学作品的流传主要依靠手手本，莫得调解的定本。抄写历程中常有错漏、增删，导致兼并作品存在多种版块。文学的保存与流传因此带有不细目性，是以，后世所见的唐代文学经常是经过取舍、整理致使改写后的“定本”。这些所谓“定本”塑造了咱们今天对唐代文学的通晓。

要之，宇文所安领导研究者要意志到“定本”所录偶然是唐诗自己的确切，而是自后酿成的文内容系。

宇文所安主张：研究者需要区分“唐代文学的原貌”与“后世定本的形态”，幸免将后者误觉得前者。

宇文所安本东说念主作念研究有很强的“年代学”意志。他的专著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年版）在处理李商隐诗集、晚唐诗集的编纂与流传时，屡次用“手手本文化”的视角证实诗集形态不稳、后出诸本之间无一可视为足够“定本”。Owen在书中解说李商隐诗集后出诸本间的相反(第10-14章)，以及晚唐诗选如《才气集》的酿成(第4章)。

宇文所安《晚唐》，三联书店2014年版。

宇文所安谈手手本文化和“定本”，核情意旨是：研究者不成预设古代作品一开动就有褂讪的写定本，而要把手抄流传、定稿与刊本的出现当成不错不雅察、断代的历史历程。这对文学年代学有径直影响。

在印刷普及前，深广作品永久存在于手手本与口耳传颂之中，“作品内容形态”高度浮动，语句、篇目乃至结构都不褂讪。

宇文所安强调：一个作品不错有“创作时刻”，但偶然坐窝有“写定文本”；在漫长的手抄传播期中，文本不时被增删、迤逦。因此，用后世定本去推回作者“当年写下的原貌”，在很厚情况下是要领论上站不住脚的假定（“咱们对于中国早期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相识是受到了六世纪的文东说念主中介和傍边的。”语见《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简体字中译本页292。另参页304、页327）。

从宇文所安的“定本论”回看社科院、复旦、北大东说念主主编的文学史，咱们不妨说，以上三种文学史籍都莫得很宝贵以“明刊本”为照管的首先。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2006)

“年代”不错拆解为多个期间点

宇文所安照管唐宋以降文学史和竹素史，把“纸张的普及、印刷成为主要开通面容、近现代活字付梓”视为三个重要技巧节点，这些节点会大幅转换作品被固定下来的面容。

在某些时期（如晚明以后），买卖印刷与作者自编文集，使不少作品第一次以较为固定的形态往常开通，不错视为作品“写定本”大致酿成的时刻。

即便如斯，宇文所安本东说念主仍领导众东说念主：印刷文化主导下，稿本、手本仍并存，许多伏击作品先在手稿圈子中开通，之后才有民众版（开通较广的定本）；两者之间经常有实质相反。

如果以“年代学”看待古代的作品，那么，研究者实不宜只以“作品萌发的年代＝现有定本的刻印年代”或“传统说法中的作年”为天然，而应区分：创作档次、抄传档次、编定与刊刻档次。

《华宴：宇文所安自选集》

宇文所何在研究屈原、晚唐诗以及唐宋文集时，都会提问：在那时的物资文化条件下，作者有莫得可能“录下一个完好意思文本”，抑或仅仅坐褥一段口授作品，自后才被编录、编排为“制品”？这种追问自己就带有年代学意味。

由此起程，作品的“年代”不错被拆解为多个期间点：最早的创作、早期手抄流布、酿成相对褂讪篇章的时期、插足文集或丛刊的时期等，年代学的照管也就更雅致，而不再是单一“文章年”的争论。

Christopher M. B. Nugent, 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2011)

宇文所安之外，好意思国粹者Christopher M. B. Nugent 也照管唐诗流传的物资条件，参看 Christopher M. B. Nugent, 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出书于 2011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刊行。Nugent 这本书的起点和宇文所安自1980年代以来的几个有名论点高度同构，但也发展出我方一套偏重文本物资性与社融会畅机制的实作阶梯。

传闻划归明代――刘大杰的決定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把“南戏”归入“明代文学”之下，在“明代的戏曲”专章（书中第二十六章）之中照管“南戏—传闻”。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十六章的第二节题目是“琵琶记与元末明初的传闻”，顺序序论及《杀狗记》《白兔记》《拜月亭》《琵琶记》傳《荆钗记》“五大传闻”（1958年版页140）。

《中国文学发展史》目次(局部)

刘大杰将“南戏”“传闻”放入“明代文学”框架内，显现和社科院文研所游国恩本、复旦大学《新著》和北大袁行霈主编本（齐放在“元代文学”框架内）的安排不同。

刘大杰的第二十六章第二节以“明初的传闻”为题，似乎响应刘大杰比较敬重年代左证(作品刊印的年代)而不是故事的源起。

刘大杰这么安排，由“南戏”到“传闻”的叙述放在兼并章，莫得因政权更代而割裂，集结呈现了文体发展（诸宫调→“南戏”→“传闻”）的头绪。

简言之，社科院文研所、复旦、北大三种文学史把“南戏”“传闻”分拨在书中的元朝，而刘大杰则以文体完成期(明朝)为中心。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卓越朝代的文学史叙述

刘大杰把“南戏－传闻”安排在“明初”，其后，还有“传闻的典丽化”一节（即是第十六章的第三节）。

这是着重文体发展的完好意思性。正如《剑桥中国文学史》解说：“有些作品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因而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么的作品主淌若属于流行文化的泛泛文学，就文本流传而言它们出现较晚，但是却领有更久远的渊源。”(中译本，上卷，页7)。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原版是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年印行英文原版)。此书的主编正视“漫长的发展历程”。主编者以文学文化为重，文学史求教莫得必要“屈居”朝代史之下。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剑桥中国文学史》按文学文化分期，专诚志地废弃按朝代／政权更迭的分歧法，因此，全书莫得参照汉、魏、晋、唐、宋、元、明、清逐朝分卷或分章。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宇文所安（S. Owen）、孙康宜在序言中证实，他们刻意“抛开以政事朝代为中心的分歧”，主张从“文学文化的变化”来决定段落，举例言语书写面容、读者群、文类体制、绪论（手抄／印刷）等等。

具体分期面容脱离断代史界限，举例上卷第三章处理的是“从东晋到初唐”，编写者（田晓菲）刻意把北朝、隋以及唐太宗时期放在兼并文化头绪中，初唐被视为“北朝后期的遗绪”。

换言之，隋代和唐初文学史并莫得在书中孤苦成章，而是被视为衔接六朝、北朝的文学文化延续；在此框架下，政事上已是“隋”“唐”，但是文学形态仍延续六朝表面，故在文学史上归入“东晋－初唐”这一万古段。

《剑桥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建议“文化唐（the Cultural Tang）”观念：它的首先不是公元618年，而是武后掌权的650年代傍边；绝顶也不是907年，而是北宋初期(约公元1020年)。

The Cultural Tang这一章由宇文所安援笔，他的说法是：650年代（武后时期）之前的文学显现“以宫廷为中心”，而首要迤逦（以“宫廷表里”为分水岭）组成一个新的文学文化体制的开动；到1020年傍边，虽已是宋代，但文学风貌仍深受唐代模式支配，故“文化唐”要延迟到北宋初，而不以唐一火为最终界限（中译本，上卷，页325）。

《剑桥中国文学史》

简言之，《剑桥中国文学史》处理面容的含义是：“隋＋唐初”被视为六朝文学文化的尾声，并成“东晋至初唐”一章；“武后至五代、北宋初”则被视为一个跨朝代、文学文化上相对同质的“文化唐”阶段。

这么编写的限制是：隋与唐的政事断限被文学文化断限“冲淡”了；朝代更迭不再天然等同于文学史分界，而仅仅繁密配景变因之一。

以“文化活命的同质”来为中国古代史分期，日本的京都派别如故尝试作念过。京都大学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将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其中第二期“中叶”和田晓菲的分期都是由东晋到唐，论年期，两者重迭部分有330多年（参看本文的“附记”）。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九有出书社2023年版。

《剑桥中国文学史》这种“文学文化史”阶梯有浓烈的问题意志：它毁坏了中国通行以朝代为框架的教科书模式，激励众东说念主再行念念考文学史分期是否势必死守政事断代。

“文学文化史”的重点是文学有它我方的发展头绪，偶然与政事史同步。

不外，学界也有东说念主指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污点：对中国读者而言，传统“按朝代－按文体”的阅读惯性很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结构在使用上可能不如章培恒和骆玉明、袁行霈那类“朝代本位”的通史来得易读。

此外，《剑桥中国文学史》部分章节强调“文化情境”“文学坐褥机制”，因而对具体名家、名篇的铺陈相对诽谤，也被手脚是“文学文化史”压过了“作品史”。

卓越界限的“现代性”

从“作者史”的角度接头“荆、刘、拜、杀”，这四种古戏最原始的作者较难考定，况兼在民间流传的戏又可能是累世编成的，举例，《白兔记》的前身不错上溯到宋朝的诸宫调《刘知远白兔记》；然后，明清又有各式改写本与传闻、杂剧、方位戏昆曲等，统称《刘知远》《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它”不属于一时一地一东说念主。

换言之，即使以“明传闻”为基础，《刘知远白兔记》的出现不错追忆到宋朝，它的后续生命“刘知远–李三娘–咬脐郎”戏曲也延至清代、近代、现代、现代。

这种“文学史上的溯源、后延”又体当今《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此书以modern／modernity为中枢，将涵盖的领域大幅度“引伸”。除了“现代性”这词，“现代目标”“现代化”也在书中出现（举例，上卷，页98）。

Ted Underwood, Why Literary Periods Mattered (2013)

事实上，“卓越界限”风光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现代文学部分如故出现。《剑桥中国文学史》由王德威负责撰写“1841年-1937年的中国文学”一章（下卷的第六章）。

单从这个标题如故不错看到：王德威显现冲破了1911年这“(政事)界限”。况且，王德威所撰这第6章之后，还有Michelle Yeh撰写的一章：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37 to the present (英文原版的下卷第7章)。

一般东说念主心中的“现代”中国，经常是指辛亥创新(1911年)至1949年，这是政事史上的“断代”；所谓“现代文学”多专指1919年五四解析(或者新文化解析)到1949年的文学。1949年后的文学，称为“现代文学”。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名是“现代文学史”，但期间首先拉到明一火以前，英文版副标题是 from the late-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汉文版宣传语也明说是“漫长的现代”历程。

这特殊于申辩了传统“现代文学”的期间框架（1919-1949），却把清代乃至更早的变动都纳入 literature of modern China的组成部分。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2017)

这本书的内核是modernity / modernities。(比较：唐代文学史有“近体”观念，相对于“古风”而言。唐东说念主的“近”，可类比今东说念主的“modern”。)

王德威在导论中，刻意幸免把 modernity 当成一个单线演进、欧洲中心的“达标野心”，而是强调文学现代性不错有多重进口（“书中的每一个期间点都不错看作一个历史引爆点”，语见2022:15），致使谈到“被压抑的多种现代性”等观念。如斯一来，“现代”是一种绽放结构与问题域(《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导言页37)。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书中条件不完全按年代线性铺排，而是抓某个“现代性问题场”：举例发蒙与反发蒙、民族国度与殖民教导、边际族群、绪论技巧等，由此把“现代”通晓为一个不时被再行建议、争夺和重写的问题辘集。

学界对《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年期延展”，建议了“过度引伸”的疑虑。有指摘指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方面月旦旧有现代文学史的局促（只看五四至1949年）、国族中心与意志形态框架，另一方面在期间与范围上“不时彭胀”现代的边界，从晚清、民国，一直延迟到现代各式边际、跨国、族裔、环境议题，导致“现代”险些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繁难标签。

月旦者示意，当“现代”不错涵盖指涉晚清发蒙、创新文学、台港华语书写、国外汉字华语、乃于本日网路与环保议题时，“现代”的辨识力被稀释，反而难以用来区分不同业动、语境的历史相反，其扮装恍如“黑洞”。

程光炜等东说念主《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书社2011年版。

程光炜等东说念主合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仍大体保管“1917–1949年为狭义现代文学”的表面，《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与和程光炜本比拟，可见出《哈》在期间上上前追忆，向后彭胀（伸延到二十一生纪），空间上纳入国外与跨语境，意在毁坏“国族－五四－新文学”那条干线叙事。

这种作念法虽有助于动摇线性的“政事决定论”的话语，却偶然提供一个新的有劲框架；在期间与空间都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更像是“事件辞典”，而不是惯常真谛上的“史”。

重要在于，“现代(性)”的观念是什么、如何界定。

汪晖《现代中国念念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日本京都派别曾把宋代的轨制与“早期现代性”关联起来（汪晖《现代中国念念想的兴起（上卷 第一部）》三联2015年版页13）。

王德威说“文学现代性不错有多重进口”。那么，宋代因萌发出早期现代性，表面上也不错是“现代”的“进口”之一？

如果咱们接头纳入宋明理学，咱们也应该进展有学者觉得满清入主华夏，使早期现代性中断（汪晖《现代中国念念想的兴起（上卷 第一部）》页16）。

表面上，modernity的光谱延迟不错上前伸也不错向后延续。在存眷modernity产生的陆续性之余，有莫得东说念主会去防御modernity上的“断裂”“乱流”致使“逆转”？

无论如何，《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界定的“现代”不纯是期间不雅念，其首先因所谓的modernity而定于1635年，绝顶是2066年（此书以现代作者韩松捏造的〈火星映照好意思国〉之年份作为收束，象征性地把“现代”延迟到改日）。因此，笔者才会说，书的内核是modernity / modernities。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汉文版

读者心目中的“现代性”，和主编王德威陶冶心目中的“现代性”，会有多大程度上的一致（有“共同本质”、“兼并性”）？抑或是，东说念主们都落入“兼并性的假想”？

也许，有一部分读者给与王陶冶的观点。可能有些读者会认定王陶冶将“一些不大干系的事物”强行归为“兼并”（举例：张隆溪陶冶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元化内容为“乱麻”）。

复数的 modernities有其有趣，但“复数”是几许呢？表面上，modernity 无法被具体计量、也不是多至无穷。于是，《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透出这么的意味：文学现代性是流动的（台湾麦田版，页43），而流动就意味着它和“文学现代化”同步。这么一来，莫得“现代化”的文体，地位较低吗？

“现代性”和“文化唐”有相似处。 宇文所安的“文化唐”是万古段的“文化—文学”空间，以文学执行与文化条件（宫廷、宗教、科举、文东说念主社群、物资书写条件等）为主体，但“文化”的外延实是言东说念主东说念主殊。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的编纂理念（上溯、延展），不算是“破天荒”的，因为咱们早在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8) 看到“时段重组”的端倪：

第三章 从东晋到初唐（317—649） 第四章 文化唐朝（650—1020）

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

读者翻阅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8)一书的“初唐部分”，就会发现编写者(按“文学文化”不雅)从东晋说起；想了解唐代文学史的读者，会发现“唐代文学史”的叙述一直延申到1020年。

“南戏—传闻”的情况亦然卓越界限的。

史家天然不错将“荆、刘、拜、杀”放在元代或者放在明代文学，关联词“南戏—传闻”试验上是卓越元明的分界。

清代传闻承明代，艺术最锻真金不怕火，《永生殿》《桃花扇》是“南戏—传闻”体系的最高建树。

俞为民、洪振宁主编《南戏大典》，黄山书社2012年版。

支配身分（要包容，如故遗弃？）

宇文所何在《昔日的驱逐》一文中谈及：在清朝，文学是一个由不同文学文学组成的大的群体。古典散文和诗歌这两种“高超”文学文学依然保持着它们在传统上的特权地位，但是许多其他文学文学的地位也都在进步……

诗、文之外的其他文体如演义、戏曲等等有莫得取得官方“四部”的首肯？

宇文所安解说：清朝以来，传闻和杂剧虽然总地来说仍被捣毁在“四部”之外，但是如故很显现地取得了“高等文学文学”的地位（宇文所安著; 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06年版，页311）。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四川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24年版。

简言之，清朝中叶的主流文学不雅决定了传闻和杂剧不成获编入“四部”。到晚清，新型学堂渐兴，学堂的轨制秉承欧西，分科立学，于是，以“四部”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开动了向现代转型的程度。

清末（光绪三十年），林传甲（1877—1922）衔命撰写《中国文学史》。

林传甲的书波及文学分类、文件援引、时序分期等。他强调孔子（前551—前479）以来的学问变迁，书中第七篇到第十一篇照管的经、子、史之学，内容博杂。这似乎证实，“四部”之学在林传甲之时仍有地位。

林传甲对诗歌、口语演义和戏剧着墨少许，只好第十四篇第十六节谈及“元东说念主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这一节波及“词、曲、说部”，仅五百多字，所占的篇幅还不及一页（吉林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2年版）。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目次

另一册文学者文章是钱基博(1887-1959)在开脱前所撰《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这本书有“明曲”一章，但篇幅也只占约莫一页（中华书局 1993年版页925）。此书的第五编第五章是元代文学，却完全莫得叙述元代戏剧的历史。

二十一生纪出书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通常受编者的不雅念（现代、文体、文类）所宰制。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封面上印着“现代”，而全书的内核是“现代性 / modernity ”，于是，“现代性”凌驾于“现代”之上。modernities 使此书的 modern (期间不雅念)呈现绽放性。

换言之，文化不雅念modernity 和期间不雅念modern共同使用“现代”这标记。读者若不察其中隐含“兼并性”问题，只怕难以明白《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按modernity编列出来的某些话题以及此书的绽放性。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016)

“文学”不雅也支配了《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不错囊括哪些文体和文类。王德威示意：《哈佛新编》对“文学”的界说不再根据制式说法，所包罗的各样文本和蔼象也可能引东说念主隐私。各篇文章对文类、题材、绪论的处理更是琳琅满目，从晚清画报到现代汇聚游戏，从创新发蒙到鸳鸯蝴蝶，从伟东说念主讲话到狱中书简，从红色经典到毁坏叙事，不一而足。（四川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22年版，“导言”，页11）。书信、杂文、日志、政论、演讲、教科书、民间戏剧、传统戏曲、少数民族歌谣、电影、流行歌曲，致使有连环漫画、音乐歌舞剧等也在照管范围内 (麦田版, 页46)。

这种包容的作念法，和张隆溪陶冶“隐去”明初四大传闻，实是截然有异。

咱们服气，如果由王德威陶冶用包容的文学不雅来主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四大传闻”当不至于被摈于文学史籍之外（天然，书本的经营、预期篇幅可能亦然“某文体被压抑”的因由）。

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考究

本文从“四大传闻”不见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之事说起，并因应年代学问题、文体地位问题而论及《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笔者考究出四点：

一、文学史不是作品天然千里淀的客不雅全景，而是被具体的文学不雅与年代不雅支配的取舍性叙事。

张隆溪陶冶的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完全没说起明初传闻和“四大传闻”，《琵琶记》亦只在元代部分一笔带过，这似乎炫夸戏曲(明初传闻)被边际化。其实，史家所述势必是取舍性的，因此，咱们不测苛责，但是，明传闻不应被无视。郭英德说：“明清传闻在中国戏剧史上与元杂剧可谓双峰并峙，况兼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特殊伏击的地位。”如果元杂剧取得近东说念主的嗜好，那么，今东说念主又有什么根由看不起明传闻？

社科院本文学史、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北大袁行霈本文学史则秉承“朝代本位＋文体分科”传统，把“荆、刘、拜、杀”归入“元代南戏”，以王朝断代和“古戏”不雅念决定其所属时段。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反而以“南戏—传闻”作为一个跨元明的文体谱系，按照刊刻定本与局势完成度来分段，把元末明初南戏与明初传闻放在兼并章，较偏重文体（作品）自身的写定、锻真金不怕火形态。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二、宇文所安和 Nugent 的“手手本文化／定本”视角，提供了一种更雅致的年代学与文本物资史要领：古代作品经常永久处在手抄流传与口耳上演之中，“作品”并非一开动就有固定的“原本”，而是在某个期间点才被写定、编定、刊刻，成为学问系统中的“定本”。

若只按传统作年来撰写文学史，就会把文体发展中重要的“定本时刻”“刊刻时刻”抹平，看不到像“南戏→明代传闻”这么跨朝代的万古段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是否把“荆、刘、拜、杀”算作元或明文学，其实不应完全由“萌发朝代”来定位，也不错由它们在“南戏—传闻”谱系中何时被写定、刻印、成为典范来论定；这也许是刘大杰倾向“明初传闻”定位的表面根据。

三、通常是一种“毁坏既有框架”的企图，《剑桥中国文学史》与《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走了两条不同但磋议的路：《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文学文化”而非王朝为分期单元，像“东晋到初唐”“文化唐”这么的万古段，意在用同质性来重组时段，削弱朝代分界的支配力。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则在“现代”的期间范围上作念大幅度的拉长（1635–2066年），把 modernity 通晓为多进口、多断裂的问题场，而非1917–1949年的“狭义”时段，藉此松动“国族—五四—新文学”那条单线叙事。

《剑桥中国文学史》、《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两者都在说：政事断代≠文学文化上的断代；“现代”、“唐”等样子不错被重写为跨政权、跨地域的文化构形。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增订本），北京大学出书社2025年版。

四、历史是带有个性的。历史由谁来写，就体现谁的视角。谁来重写、重组，终究取决于编纂者的包欢喜遗弃的文学不雅：张隆溪陶冶的史籍中，全无“荆、刘、拜、杀”的叙述，这几许响应出“明初传闻”在张陶冶眼中无甚地位，也炫夸他对戏曲这一文类在合座中国文学史中的评价较低，“明初传闻”不属于他优先向外东说念主推介的文体。

与此相背，《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现代文学”领域之内，高亢纳入画报、政事演说、网路游戏、狱中书简等各式非典型文本，体现高度的文类包容——如果以兼并圭臬来写古代文学史，“四大传闻”决不会像在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那样被捣毁在外。

清代官方“四部”体系将戏曲摒除在外，近代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仍险些不谈戏剧（南戏），这炫夸某些学问体制对文类价值的永久压制；本日一些文学史依然延续这一倾向，仅仅程度不同。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台湾麦田2021年版。

总之，“四大传闻”在某些文学史籍中“失散”，不是因为“四大传闻”在历史上不伏击，而是因为这些文学史采取了一种以诗文、精英文本为中枢、以政事朝代为骨架、忽略定本与物资传播史的叙述框架。

若采取宇文所安式的年代学与文本史视角，并像刘大杰或《剑桥中国文学史》、《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样高亢卓越朝代与文类边界，咱们会看见：“南戏—传闻”组成了阐明元、明、清的万古段文学头绪，“四大传闻”是这条谱系上无可取代的重要节点。

文学史籍的叙述和编排亦然一种学问科罚（波及文学作品的记录、组织、登第），会傍边文学学问的地位、所处的位置（举例：复旦版《中国文学史新著》将“传闻”放在元代，而《剑桥中国文学史》将“传闻”放在晚明）。读者若想在史籍中找他需要的文学学问，也许能在“某框架内”找到一部分，也许完全找不到（因为撰史者可能根底就不中式）。

《学问科罚表面与实务》，全华典籍2011年版。

附记一. 剑桥、哈佛二书的编纂不雅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2017) 的“导论”强调“文学现代性不错有多重进口”，限制咱们看到此书的“进口”远早于1911年。又因不雅念的“多元”而延迟至2066年。

比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早一年出书的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Kirk A. Denton) 的Modern 试验上已突破1917-1949年的“障蔽”。

这两本书，书名虽异(History vs Companion)，却都以“散题领起”的文章组合成列而成，恍如内容无甚关联的论文集，与传统的叙述史不同。

日本京都派别中，宫崎市定(1901-1995)的《宫崎市定中国史》看来是上引哥大Companion、哈佛New Literary History二书“散题式”编纂法的先行者。宫崎《中国史》以三百多个小标题和每题平均八百字的文章组合成书，酿成孤苦又阐明的结构。

《宫崎市定中国史》，浙江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5年版。

附记二. 共用的、“兼并性”标记

理想的“观念笔墨”（conceptual notation）应捣毁兼并标记（参看Ludwig Wittgenstein 《逻辑玄学论》一书，Wittgenstein 觉得“Identity Paradox ／兼并性悖论”应予幸免）。 “传闻”这称呼，足以令初战斗文学史的东说念主感到困惑深奥。为什么？ 原来，唐代文言演义、明代南戏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被称为“传闻”，试验上两者的文体大不疏通。

如果要将中国文学史上“传闻”翻译成英文，译者必须先弄清是我方濒临的是哪种“传闻”（洪涛《张陶冶笔下的“演义家眷”：fiction、novels、romance (读张隆溪陶冶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七)》一文，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5-03-02）。

西方文学中，中古的骑士故事、近代恋爱演义共用 romance这词，因此，romance亦然个“兼并性的标记”。

《逻辑玄学论》，上海译文出书社2019年版。

附记三. 谈equivalence：唐代“传闻”被张陶冶译为romance

晚世，英语寰宇的romance有时候被东说念主称为“传闻”。

中叶纪以降，英欧文学里的 romance（更准确是 chivalric romance）指的是：以骑士（knight-errant）为主角，充满奇遇、冒险、魔法、怪物，强调骑士精神＋宫廷之爱（courtly love）的长篇故事。

Romance被东说念主称为“传闻”，其源在“骑士／武士故事”。

张隆溪陶冶将唐代文言演义“传闻”称为romance, 这么营造出来的“兼并性”易生诬陷，因为“唐传闻”包含爱情故事、史传、侠义、志异、朝笑等多种类型，远超出西方 romance 的范围，而西方 romance 自身也有复杂的历史（中古的骑士故事、近代恋爱演义、粗略目标等）。

因此，不宜将唐传闻和西方romance 两者径直对应。Cyril Birch, Scenes for Mandarins: The Elite Theater of the Ming (1999) 称明传闻为“the chuangi play” 或者 “the Ming chuangi play”。

Cyril Birch, Scenes for Mandarins The Elite Theater of the Ming (1999)

附记四 文学史分期、京都派别的汉学

《剑桥中国文学史》之中，“东晋至初唐”并合成一章；而“武后至五代、北宋初”并成文学文化上同质的“文化唐”一章。 这种毁坏朝代界限的作念法（分期）令咱们想起京都派别的汉学。

京都大学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着眼于文化史，建议了独到的中国古代史分期，他将中国史分为三个时期，其间插入两个过渡时期。

第一期“上古”：从上古到东汉中期（? —公元100年），是中国酿成孤苦文化并向外彭胀的时期。然后是过渡期，从东汉中叶到西晋（公元100—316年），中国文化住手向外彭胀时期。

第二期“中叶”：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叶（公元317—820 年），外部异民族势力压迫中国，外来文化举例释教等流行的期间。另一方面，里面贵族得宠，中国文化因贵族而得以维系。然后是过渡期，从唐末至五代（公元821—959年），外来势力焕发时期。同属京大的宫崎市定觉得“中叶”是三国至唐末五代。第三个时期是“晚世”，由宋代至清代（连清吉《日本京都中国粹与东亚文化》，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版页66）。

连清吉《日本京都中国粹与东亚文化》，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版。

内藤和宫崎以文化论为基础为中国史作念分期，《剑桥中国文学史》亦然以文化（“文学文化”）为基础作念分期。

《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田晓菲所撰“东晋至初唐”这段，和内藤湖南分歧的“中叶”有颇大幅度的重迭。宇文所安所撰的“文化唐”一大段则与宫崎市定的“中叶”大幅重迭。

在“再行框架历史”“万古段结构”方面，京都派别内藤、宫崎和哈佛大学田晓菲、宇文所安的作为有不约而同之迹。

不外，京都派别的“唐宋变革论”在文学方面的求教集结在韵文变成古文（散文成份加多）、雅文学变成子民杂剧等方面。

内藤湖南的“文化”是“学问、说念德、有趣”的抽象（内藤湖南，1987:15）。这么的“抽象体”，和宇文所安的“文学文化”不完全疏通。

《内藤湖南全集》

附记五 “前身”与“完成体”——《风月宝鉴》与《红楼梦》

对于元明戏剧，孙康宜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译本序言”中说：“东说念主们频繁觉得，《汉宫秋》《梧桐雨》是元朝作品。但很少有东说念主知说念，这些作品的大部分定稿并不在元朝。根据伊维德的研究，许多当今的元杂剧版块乃是明朝东说念主‘改写’的。至于改写了几许，很难细目，因为咱们莫得原本不错参照。天然，西方文学也有通常的情况，比如有东说念主觉得莎士比亚的建树，主要来自他能把前东说念主败兴乏味的脚本改写得生动逼真，其实他我方并莫得什么新的创造发明。对于这种所谓创新的“改写”(rewriting)跟作者权的问题，咱们天然会想问：到底谁是信得过的作者？自后改写者的孝顺有多大？版块之间的互文关系又如何？”(中译本，上卷，第4页)。

这段话点出“莫得原本”的困局。

访佛的情况，在《红楼梦》研究中也出现过：《风月宝鉴》是《红楼梦》的前身（《红楼梦》甲戌本第一趟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

《红楼梦成书研究》

然则，《风月宝鉴》（稿本）不存于世，是以，红学家都不成以《风月宝鉴》为据进行研究，只可围绕“风月”二字加以推论。

计划《风月宝鉴》如若何何，熟练红学家们的揣摸云开体育，其“《风月宝鉴》研究后果”的价值有很大的局限。由此可见，刊本(“完成体”)对研究责任十分伏击。

发布于：江苏省